站在红地毯上接受考试
军事学院不但课程重，考试也多。除了平时上课提问、测验以 外，每一门主课学完以后都要进行考试。考试有学期考试、学年考 试和毕业考试之分，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分，毕业考试属于 国家级考试。考试方法有笔试(闭卷)和口试两种方式，口试采取抽 签答题的办法。
毕业考试(即国家考试)极其隆重，由一个主考官和 两个以上的陪考官主持，还要有监考官在场。监考有一二十人之 多，除刘帅外，学院的主要领导都到场。每个班要进行9天，人们把 这种方式称为“三堂会审”。
1954年3月，基本系等第一期学员举 行毕业考试时，从上到下尤其重视，中央军委组织了以朱总司令为 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的国家考试委员会，由军委各部 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
原十师(我的老部 队)作战科科长刘瑞福同志正巧是这期学员，而且考试成绩优异， 光荣地被评为优等生，留院任教。
1957年夏天，轮到我们“三堂会 审 ” 了 。
通过4年的学习，遵照刘伯承元帅“学而致用”的教诲，我已摸 索出一套适宜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
在复习口试题提纲的时候，有一道关于强击机战术的试题，完 整答案共有39条，在教材上占了10几页篇幅。同学们都议论说： “谁抽到谁倒霉!”
我是凡事不抱侥幸心理，对于这道题，我感到很 难，于是下了狠功夫，做足两手准备，
一是按苏联教官的“死”要求， 抱着书本背，背了八九不离十；
二是照刘帅“活”的告诫，认真理解 条文的意思，归纳成3大类，作了充分准备。
我的想法是：抽签时最 好不要抽到它，但是万一抽到它，我也有准备!
“国家考试”,真是名副其实!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 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 和监考的刘帅的顾问(首席顾问),军事学院副院长、副政委、教育 长、部长等10几个人。这时南京已很炎热了，但人人着装整齐，给 人的感觉是既神圣庄严，又有些紧张不安。
考试时，每次点名叫进去两个人，第一个人先抽签，准备20分 钟，走上应考席，立正、敬礼后，开始答题，第二个人抽签、准备。等 第一个考完出去，第二个开始答题的时候，再叫进来两个，就这样 流水不断。
真是又巧又不巧，到我抽签时，几十道题，我偏偏抽了大家说 “要倒霉”的那道!我立即坐到旁边稳定心绪，按部就班，又认真准备了一番。在主考官点名叫我后，不慌不忙地踏着红地毯，走到应 考席上。
当主考官一字一顿地念了考题，宣布“现在请你回答”时，我说：“这道题有两种答法， 一种是按教材上39条条文背诵；另一 种是照我个人理解，归纳为3个方面的重点。请问我用哪一种?”
主 考官说：“当然按教材的条文回答!”
我刚准备背诵，被监考的院长 顾问抬手制止了，他问翻译：“他说的什么?”
翻译向他叽哩咕噜说 了几句以后，对我说：“少将同志，顾问请你把刚才提出的要求再重 复一下。”
我又重复了一遍。翻译和顾问对话后，传达指示道：“请按 你理解的内容解答!”
这一来，主考官显得有些尴尬，不说话了。
按 理解的内容答，这道题就不难了。我侃侃而谈，通顺流畅地阐述了 大概四五分钟(翻译同时向顾问译成俄语),还没有答完，这位苏联 中将首席顾问突然举起右臂，兴奋地高声喊道：“吧济，哈啦绍!哈 啦绍!”(俄语，意为5分，好!好!)
主考官宣布：“口试结束，5分!”
我按捺住心中的兴奋，敬了军礼，正要退出考场，院长顾问走下来， 满脸笑容和我拥抱、亲吻，又和我握手，表示祝贺。
这种方式的考试，每人要经过几次。其余几次，难度就小了。有些学员对这种场 面不习惯，心情紧张加上天气炎热，汗流浃背，结结巴巴，把记熟的 题也答得丢三落四，成绩受了影响。
辛勤换来硕果。我的毕业考试成绩，除了联共党史得了一个4 分外，其他课程都得了5分。学院规定，全5分获得者，评为“优等 生”。我们班只有吴特同志一人是全5分，当了优等生。
军事学院 的4年学习，使我受到了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深刻理解了涉及航 空兵的各种技术问题，亲身体会了军队正规化的要求，这些对我以 后的工作有极大裨益。
这4年，我多次亲聆刘帅的教诲。他坚定的党性原则，对革命 事业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严治军、治院的精神，他的崇高品德、伟人 风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终生受益。
帮助鲁玉昆同志恢复飞行
1956年暑期，我被安排到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
有一天在疗养院的医务所检查身体时，突然遇到我过去的警 卫班长鲁玉昆。他高兴地双手握着我的手说：“师长，分别六七年 了，真想念你啊!”
我问他是否也在这儿疗养。因为，我离开陆军后， 听说他也调到空军，当了飞行员。这一问，他伤心了，对我说，他所 在的部队说他是“叛徒”,把他停飞了，在这儿休息。
他的情况我了解。他原来是中原军区五师的战士。1946年6 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在 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率领下突围。鲁玉昆在突围战斗中，因 病掉队被敌军俘虏，被强迫在国民党部队当了兵。
1947年春，我带 领先遣部队收复被敌人侵占的关中地区时，在小园子战斗中，把包括鲁玉昆在内的一些被俘战士救了回来。
鲁玉昆为人忠厚、老实， 作战勇敢，后来到警卫班当班长，跟了我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又下 去当了连长。他在国民党部队只当了几个月兵，我认为不算什么大 问题，更不是什么“叛徒”,停飞是不恰当的。他央求我给他证明一 下，我同意了。
这时正好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空军副政委王辉球 等同志和我在一起疗养。我就领着鲁玉昆向他们汇报。
我对他们 说，鲁玉昆是空九师的飞行员，说他是“叛徒”,停飞了。我又向他们 简单介绍了鲁的历史情况，说我了解他，在我的部队里当我的警卫 班长，忠诚、老实、勇敢，是可以信任的。这样一个同志被停飞，不仅 是浪费，而且会冤枉他背一辈子黑锅。
他们听我讲述后，表示同意 我的意见。于是鲁玉昆就恢复了飞行。这个同志飞行技术好，组织 能力、领导能力都很强，后来当过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1957年7月，我在军事学院毕业后，刘亚楼司令员在北京找 我谈话，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问我愿去武汉空军任副司令员还是到沈阳军区任空三军军长。
我回答说想到作战部队干点实际 工作。1957年8月，我奉命到大连担任空三军军长。
空三军是空军的老部队，1954年组建于四平，次年进驻大连， 接替苏联空军一个军的防务①。空三军政委是栗再山同志(后调至 国防科委系统工作，为我国发展导弹、卫星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去时，空三军下辖4个师(五、六、二十一、二十七师)。一年后，空 二十一师调归新组建的空一军建制(空一军军长是我在四航校的 老搭档吕黎平同志)。其中，空六师和空五师参加过抗美援朝实战，
①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解放了大连和旅顺，以后一直驻军于旅 大。1955年，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协议，苏军撤出旅大回国。
部队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比较好。空二十七师是一野八师改编 过来的，部队作风和组织纪律性都很好。空五师在1959年被空军 命名为全空军一类师(是当时空军唯一的一个，后来空十六师也被 命名为一类师)。
我到任后，先下部队搞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在此基础上，重点 抓了以提高战斗力为中心的专业理论、飞行和战斗实用科目训练， 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也抓得较紧。经过全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每 个师都有一个团达到三种气象作战水平，即在昼间简单、昼间复 杂、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都能随时起飞作战，部队战斗力水平有 了新的提高，并进入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向四种气象作战水平迈 进，使空三军在空军范围成为战斗力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军。
1958年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的一年。7月，美、英两国气势汹 汹出兵中东，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支 持下，叫喊反攻大陆，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不断进行空中和海上骚 扰。
毛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斗争形势，为了牵制美国在中东的干涉 活动，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摸清美国在台湾究竟下了 多大赌注，惩罚蒋介石集团对东南沿海地区的骚扰，决定在福建前 线炮击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
为配合这一重大战略行动， 空军紧急组建了福州军区空军，部队迅速进驻福建及与其毗邻的 浙江、广东地区，配合陆、海军封锁金门，与敌人空军展开空中斗 争。
8月，我被紧急召往北京。刘亚楼司令员命我带一个精干的指 挥班子进驻福州，归福州空军指挥。我和参谋长韩顾三、政治部主 任谢锡玉带了三四十个作战参谋人员，急急赶往福州。
到达后，因 当时福州空军司令部已移驻晋江，我又赶到晋江向聂凤智司令员 报到。聂凤智司令员指着地图上已划好的一条线，把空军作战区域 分为南北两个战区，南线战区为南起广东汕头，北到晋江一线，北线战区为南起连城至晋江以东，北到浙江温州沿海及以西地区，命 我具体负责指挥北线战区。聂凤智司令员主要负责南线战区。
空军部队紧急进驻福建的最初阶段，首要任务是同蒋介石的 空军争夺制空权。
这一斗争可分为两个阶段：
7月27日到8月22 日炮击金门开始前是第一阶段；之后到10月10日是第二阶段。
我 们没有赶上参加第一阶段的前半截。在第一阶段，蒋介石的空军以 F—86 掩 护RF—84 对我方进行侦察，每天出动飞机100架次左 右。
在第二阶段，美国增兵台湾，美空军第13航空队接替了台湾本 岛的防空，蒋介石的空军完全腾出手来进犯大陆，每天出动的飞机 达到200多架次。空战的规模更大了。
我们去时，蒋介石的空军虽 已受到我军重创，气焰仍很嚣张，每次出动，以大部或部分飞机在 海峡上空巡逻，而以8机编队，有时是12机编队，窜扰至福州到温 州一线之西上空。
我指挥的北区部队则从几个方向出动迎敌。有 时南区部队的飞机也过来参战。经过多次大机群空战后，压倒了敌 人的气焰，掌握了福建沿海的制空权。
在空战中，我空军飞行员尽 管飞行时间远少于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技术不如人家，但以大无畏 的英雄气概压倒了敌人。
8月14日，空十六师四十六团8架米格 -17从福州机场起飞后，在平潭岛上空同敌11架F—86 遭遇，在 高度低于敌人，兵力少于敌人的情况下，英勇同敌搏斗，飞行员周 春富击落敌机2架、击伤敌机1架，最后自己不幸被敌击中，光荣 牺牲。
10月10日的空战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这一天，蒋介石的空 军一共出动了约400架次。其中，国民党第五大队少校指导员路靖 率领的6架F—86,7 时左右窜至福清、龙田上空。
空十四师副师 长李振川率8架米格—17迎敌。飞行员杜凤瑞先后击落2架敌 机，自己也不幸被敌击中，跳伞降落到距地面高度约1000米时，又 被敌开炮击中，英勇牺牲。
向杜凤瑞烈士开炮的敌F—86, 被我高炮击落。而被杜凤瑞击落的国民党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我俘虏 投降。一年多后，又被送回台湾。国民党则早已把他作为“烈士”, 开过追悼会了。
这次空军部队(含海军航空兵)紧急入闽作战，自7月18日到 10月底，先后共进行空战13次，击落敌机14架，击伤敌机9架， 俘敌飞行员1人，是抗美援朝后，空军参加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作 战行动。
进入1959年后，敌机来得少多了，我们完全控制了福建沿海 的制空权。这时，空军领导机关及时决定，在福建沿海把实战和战 斗训练结合起来，敌机来时就打，敌机不来就训练。内地各航空兵 部队被轮流派往福建进行轮战锻炼。由于有实实在在的作战对手， 战训结合收效很大，各部队的战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59年7月，我离开福建，回到大连。
我在闽北指挥作战期间，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的军事顾问(苏联 空军中将)带着其他几个顾问，在空军何廷一副参谋长陪同下，来 前线视察工作。
我这个指挥所有一张很大的地图桌子，上边有我用 红蓝铅笔标定的预警线、起飞线、截击线、作战区域等符号标志。
这 位顾问看着地图，通过翻译说：“你这划的是什么?为什么没有划起 飞线?要马上改过来!”
我说：“这不能改，台湾到大陆的距离太近， 如按要求划的话，起飞线就到了台湾东面的海上了!”
当时指挥所 里有20多个人，大家都没有说话。我和顾问争执起来，辩论得很厉 害，他气得用拳头在桌子上直擂。
当天晚上，他们在福州市交际处 吃饭，把我也叫去了。这位顾问一见我就表示歉意，说我是正确的， 是他自己的意见不对。我当时很感动，这位顾问真够直爽的。
1959 年秋天，这位中将顾问回国前，特意乘飞机来大连看望我。我请他 在家中吃了顿饭，还送给他两大筐苹果。他高兴得很，热情地和我以及我的妻子、孩子拥抱，把我的小女儿高高地举过头顶，依依不 舍地和我们道别。
这位顾问回国，正值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单 方面撕毁协议，撤走苏联专家之际。应当指出，必须把赫鲁晓夫之 流反华势力和广大的苏联援华专家区别开。回顾空军初创的十年， 苏联顾问给予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空军的成长发展和他们的努 力是分不开的。
刘亚楼司令员派来工作组
我回到空三军不久，空军党委在大连空军疗养院召开党委会 议。党委会开完后，委员们各自回部队了，常委仍留在那里，起草、 修改决议文件。我让管理处送去10几只活鸡和一些鸡蛋，以尽东 道主之谊。常委们住在海滨半山坡上的一幢小楼里。
一个星期天 的早上我去看他们，同时想劝他们休息一下。进到院里就看到刘亚 楼司令员、吴法宪政委、王秉璋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常乾坤副司令 员几个人都从楼里走出来，刘司令员的妻子翟云英和吴法宪的妻 子也跟在后边。
上去问好后，刘司令员说：“今天休息半天，到海边 玩玩，划船去。走吧， 一块儿玩玩!”
我怕他们晕船，就叫了一个医 生，带了一点药品去。划船到距疗养院10多里的一个小孤岛上玩 了一会儿。
在向海边走的时候，刘亚楼和我谈起工作上的事。他说：“王静敏(空军政治部副主任)这次来，是专门来检查工作的。他带了一个 工作组把你们三军的部队都看了。战备训练、作风、内务、正规化建 设都不错。特别是干部年轻化方面很突出。”
然后，他就一个一个部 队、一个一个人说了一遍，说要调他们走。我说：“王副主任来检查 工作，我怎么不知道呢?”
他笑着说：“不能让你知道呀!你一知道，就有准备了。”
我又表示不同意调人。刘司令员没有表态，但后来还是把要的人逐渐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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